害羞鼹鼠的避难窝

    老话题了。主要跟人民币升值有关。05年汇改的时候没什么争议。后来美国人宋鸿兵出了本小说《货币战争》，结果网上全民都成了宏观经济学家。阴谋论到处都是，哪怕华尔街都被次贷危机整得不行了。人人都在大谈外汇储备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损失及升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本文只想把一点概念理清楚。
    
    外汇储备被很多人认为是国有资产。所以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应外汇贬值，外汇储备缩水，国有资产损失。这么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多。由此（当然不止于此）他们质疑人民币升值。无知者无畏真成了时代精神。

    下面正本清源。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但根据复式记账法，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它的增减在负债栏对应的不是净值的变动，而是人民币的发行量。忘了是否在《财经》上，去年有篇文章，就凭这一点，剑走偏锋地指称外汇储备是负债。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在此广而告之，外汇储备是发行人民币的抵押品。央行的负债栏，而不是资产栏里，才是国家和公众的资产——主要包括财政部在央行的存款、商业银行准备金（按准备金率的倒数放大之后大致就是货币存量）和公众持有的通货等。它们都以人民币计价。暂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央行资产负债表左栏相对右栏缩水，资产净值减少。但这是央行的事情，跟国有资产、公众资产有何关系？后两者以人民币计价，不存在缩水的问题。换用美元为基准，还在涨。

    有人同情心过剩，要为央行资产净值减少发愁。没必要。他们忘了，或者根本就不清楚外汇储备是用来做什么的。说的通俗一点，当持人民币资产者需要外汇用于各种支付，而又没有反方向的交易对手时，央行动用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置换其手中的人民币，并将这部分货币注销（前面说了，外汇是抵押品）。说的专业一点，这就叫做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提供融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贸易逆差、大量短期外债需偿付、资本外逃等等。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央行外汇储备不足以弥补上述几种需求时，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一幕果真出现，显然外汇需求会大过人民币需求。因而本币不得不大幅贬值，外币升值。你想到什么了？没错，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实，即使央行储备充足，只要国际收支呈现逆差，而央行又不一厢情愿地死抗高汇率，也还是会出现外币升值本币贬值。供求规律永远有效。

    也就是说，当央行的外汇储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开始减少时，它反而会更值钱。反过来看，当它如近年一般不断增加时，必然愈发不值钱。书到用时方恨少，（外）汇到用时只见多。既然如此，还怕啥子？

    本币升值，在国际经济学中首先被视为贸易条件改善，而非某些人口中的洪水猛兽。为何？废话。我们卖给洋人的东西因为本币升值，能换回更多。而我们买洋人的东西，出钱可以出得更少。一美元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只出不到7块钱人民币买到。如果还把汇率压在05年的水平，就等于我们主动多给人家一块三毛钱。同样，卖东西的时候，如果不升值，相当于我们还得追着给人家20%的回扣。贱不贱啊。

    当然，加快升值速度，短期来看会造成出口加工企业的困难。但刻意压低本币汇率，维持高顺差，绝对不可持续。顺差不是个纯洁无瑕的好东西。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通胀也已然无法逃避。要么纺织业的几百万人因为升值而倒霉，要么全国人民因为通胀而遭殃。谁让我们前几年靠压汇率培养了一大批娇生惯养的出口企业？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如果进一步探讨的话，需要追溯到过高的税率、要素市场的国企垄断等所导致的投资过高消费低迷等结构性经济问题，此处不再展开。

    我都无奈了。中国公共政策的辩论从来没有那么没水平过。网上的喧嚣可以不管，纸媒上的讨论竟然也那么不靠谱。看了常凯的发言，看了全国总工会的人的发言，看了几个官员、几个智库人士的发言，都忍了。昨天买到新一期经济观察报，居然看到经济学博士卢周来（据称擅长“国防经济学”）为《劳动合同法》辩护的文章，彻底崩溃。

    不是说不能捍卫《劳动合同法》。也不是说一看到张五常、王一江的名字就得把他们的批评文章裱起来挂墙上烧香供着。只是怀疑，这部法律的支持者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很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于是早早地寒假把文本拿到了手。薄薄的小册子，仔细翻阅，冷汗直冒。我可不是什么利益集团代言人，父母都是工薪族，不出意外的话，三年后再毕业出来我也是个给人打工的。所以不是为资方心疼，是怕自己这样的老百姓遭殃。有人以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是给劳动者的保障。我在想他们会不会认为直接给穷人送钱就是真正对穷人好，会不会认为像59年前那样把一个农民扶上宝座就是真正对农民好。如果是这样，那尤努斯就该被拖出去枪毙，因为他的银行居然是给穷人贷款而不是赠款，而且他还收利息。如果是这样，那50年代末那数千万的农民就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我所见到的支持该法的言论，无非是说，现在资方如何如何强势，应该为劳方考虑；工人生活如何如何艰难，应该得到保障；工资收入占GDP比例太小，应该提高；中国经济结构有问题，应该靠增加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因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他们显然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能解决，至少是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错了，全错了。
    
    资方如果真的那么强势，这样一部法律根本就不会出台。我很不愿意怀疑立法者的动机。但除了借机扩张部门话语权及其可能带来的利益，我找不出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次全国总工会负责的典型部门立法，为什么会搞出这么一个结果。立法过程中资方的游说没有任何成果。他们再有能耐，在权力面前也是弱小的。考虑到法案中多次出现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字样，很难让人不联想，这纯属全总的一次扩权行动。

    如果要清除克扣工资的行为，此前的法律法规早有规定，加强执法就行了。如果要保护劳动者免受职业病或工伤损害，同样需要的是执法而非另立新法。而除此之外的目标，比如上面提到的提高工资收入等，法律不可能达到。

    中国最为人诟病的劳动者低工资低福利，企业主们没有责任。在有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和数以百万计的用人单位的没有垄断者的这个市场（当然存在不同行业的进入壁垒，但在绝大多数行业内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也多如牛毛），工资水平必然仅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这是最起码的常识。那些言词凿凿声称必须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的，请把句子的主语补全。如果主语是企业，那此人不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真的无知。主语应该是政府。如果政府非得提高劳动者收入，就在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拉开了一个缺口，中间的部分不能让任何人承担，除了政府自己。减税，或者发补贴（两者其实无甚区别），政府自己看着办。企业不可能负这个责任，除非不让他们做了。政府如果把每年行政开支的五分之一拿出来补贴给收入最低的一亿人，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就能上一个大台阶。但它偏不。还希望企业来买单。总的来说，政府就是，该出的钱不出，然后把罪怪到企业头上，再用这部法律来昭告天下劳工：我好好关心你们哟！这就是新时期的为人民服务。

    很多人已经说过，无固定期限合同同时损害劳资双方的利益。不能因为它损害了资方利益，就认定它一定对劳动者有利。如果要为这部法律辩护，如果要证明批评者是错的，就必须说明，为什么无固定期限合同就能给劳动者更好的保障。看过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能够清楚明白地做到这一点。都在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说“这部法律能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引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卢周来，这个竟然是经济学家的人。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解雇难了，另雇他人一定也难了。没有谁能如此挥金如土，在养着懒人的同时另雇新人。这是事后的推断。事先考虑的雇主，会更少地雇佣可能给他们带来法律麻烦的劳动力，更多地使用机械或计算机等设备。事实上已经有些企业主开始这么做了。更大规模的失业指日可待。要把简单的道理说得稍微不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人为抬高了交易成本。用张五常的话说，无固定期限合同“蠢到死”！

    不那么蠢，又很想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辩解的，也大有人在。譬如有人说，日本当年的腾飞，就是靠终身雇佣制，靠由此形成的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云云。他们可以忽略日本特有的文化，但怎么可以忽略，所谓终身雇佣，是不受法律强制，由劳资双方自行决定的呢？还有人跳出来说，你们误读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真正含义，它绝不是终身雇佣，法律文本里规定了好多解除合同的条件呢。别把别人当盲人。第39条规定的条件确实没有问题，但第40条、47条又怎么说呢？我们假设有某人在某用人单位干了十年，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第十一年开始偷懒。来看看企业解雇他/她需要怎样。首先必须证明他/她不能胜任工作，然后需对其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再证明他/她仍不能胜任工作，最后把他/她打发走之前还要白给他/她将近一年的工资作为所谓“经济补偿”！如果他/她干了二十多年，就要白给将近两年的工资……不管这个名义上叫终身雇佣还是无固定期限，上面说了，限制企业主解雇的自由，也就限制了劳动者受雇的自由。

    除了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一天大的笑话，一刀切也够狠。该法一举把全国各地的各种用人单位囊括在内，无一漏网，并且没有基于单位类型和规模的分类条款。管你是上海还是青海，管你是研究所还是公共厕所，没有区别，统一适用。这堪称中国近年来最经典的拍脑袋之举了。对合同内容的过细规定（比如连工作地点都要写），还有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中对劳务派遣的刁难，这里不再赘述。这些，都是挑起劳资双方不必要争议，促进社会不和谐的好方法。

    这部法律的下场，从最近各地关于如何规避它的讲座盛行的情况来看，无非是像《行政许可法》那样被变相架空。如果严格执法，就等着天下大乱吧。

    最后给各位一点建议，想不偏废地看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评论，那么在看支持者的发言时，看到是全总的人说话，不用往下看了；看到“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或类似的字样，不用往下看了；看到“促进劳资和谐”，也不用往下看了。如果真的存在能通过这三层过滤，并且能证明无固定期限合同怎样给劳动者带来好处（比如在不减少工资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或在不减少就业的前提下增加工资）的不愚蠢的发言，赶紧告诉我，因为我这个孤陋寡闻的可怜人儿还没见过。

     银监会发布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据说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比例，遂遭炮轰。还是那些熟悉的论调。我想说金融安全很重要，但不是这么一群缺乏金融常识的人所说的那样。危险的不是境外金融机构对本国金融机构长期性的股权投资，而是热钱短时间内的大量流入流出，以及金融机构脆弱的风险管理。这要靠托宾税以及不断改进的巴塞尔协议之类的措施解决，而不是闭关锁国。

     可笑的是，真相是外资控股中资银行限制并未取消。并且此前所谓“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超过美国”的传说纯属谣言。希望民粹主义者以后能专业一点。

     国有银行出售部分股权很可怕吗？给定国有金融机构向来偏袒国企和破坏市场规则的惯例，那么与外资机构相比，它们就一定能更好地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一定能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就一定能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在这里我不想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但可以肯定，要想从洋人那里学到东西，从而在上面几个方面做得更好，中资金融机构没有免费午餐可以吃。中国金融业尚处于十年甚至二十年前中国汽车业经历过的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如果不想放弃别的东西，那么至少不能因为洋人赚了钱就眼红。况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后，控股的汇金公司挣得少吗？同时我们摆脱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毁灭性的金融危机。而因此成立的四个资产管理公司现在也今非昔比。周小川的注资方案也没让不懂金融的民粹主义者们看出狡猾（或者说高明？）之处。一切都比过去想象得更和谐。

     其实最有意思，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是，假如股权比例限制放开，境外金融机构有没有可能控股中国各大银行？我们不能忘记四大行已经上市，国有资产的看守者失去随意的定价权的事实。四大行已没有所谓“贱卖”的可能性。而由于它们的盘子太大，即使次债危机完全过去，甚至回到格林斯潘那个黄金年代，任何一家境外金融机构想收购它们，都会力不从心。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倒是有可能。但招行、中信、浦发等也都不小。其它的小银行，被收购了又如何？并且，正如第一段所说的，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危险并非来自于此。切莫让民粹思潮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欣赏或崇敬一个经济学家未必同意他的全部观点。我就不能同意郭凯对权贵私有化略带情绪化的否定，不能同意张五常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不能同意张维迎对黑窑事件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说法。但郭凯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不管你持有什么观点，总会有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和你的基本吻合的。既然毛派都有自己的“经济学家”（打不打双引号呢？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对得起自己好歹高过阿甘的智商），那么我发现薛兆丰的各种政策主张都与我一样（当然不只他一个，但只有他把什么都晾出来了），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写了《郭凯，下一个薛兆丰？》之后，又通过他一篇文章搞懂了纯粹的利率，于是想，为什么不写写薛呢？本文的题目，来自于他个人网站的评说兆丰栏目。

    与他的文风完全不同，薛在个人网站上介绍自己时很谦虚，仅有的两个头衔是青年学者，经济专栏作家。别处很容易见到的一个版本，加上了深圳大学理学学士。最稀有的一个版本有这么一句：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曾在梅森大学讲授“法与经济学”课程，正从事“公共选择”和“法与经济学”领域研究。（看到乔治·梅森，我没想起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倒是想起了福山。）他不积极罗列自己的留学和教学经历，可能跟他推崇“明而不名”有关。他在深圳大学的经历倒也值得羡慕，尤其是“没有政治课”。但这些都不是重点。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才是。
    
    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被过分推崇，也被充分解构了的称谓。我没有看到薛氏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他可能避之不及，可能只是无所谓。但他的确让我想起了十分愿意以公共知识分子一词给自己命名，并和薛氏同在2001年为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的王怡的话。王怡说知识分子因自负而言说，“在这个大时代，该愤怒的人如果不愤怒，不该愤怒的人就抢着愤怒。该自负的人不自负，不该自负的人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没有看到薛氏有类似的宣言。但事实上他一直致力于拆穿各种流行的经济学谬论，捅破那些仅仅靠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盲目的道德感吹大的肥皂泡。（BTW，文字中一贯透着好脾气的郭凯对伪经济学家也很愤怒。）
    
    他的言辞尖锐而并不鲁莽，极具说服力。肚里有货从而言之有物自然是关键。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也不是缺了方程式、回归分析和他批评汪丁丁的“黑格尔式的黑话”就开不了口，因此特别适合网上传播。但不止于此。他是中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批人之一。当年的网络比现在纯粹干净得多。他建立个人网站的1997年，我在母亲的工作单位拨号上网，记得只会上××之窗之类的网站看看新闻，觉得还不如玩EA出品，跟实况系列相比假到不行的World Cup 98有意思。而他已经开始跟人在BBS上争论经济学。多年的网上历练造就了他一针见血，而且是直奔对手颈动脉，让其喷血而死的能耐。动宾句式和否弃比喻只是表象。核心是对约束条件的洞察和逻辑的简洁严密。这需要一颗清晰过人的大脑。

    如果我像小学生作文里写“我们需要更多的雷锋”一样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薛兆丰，会有人反对吗？也许本文下面的评论里没有，那只会是因为本博访问者太少。在网上见过很多薛的所谓批评者。很遗憾，有价值的批评太少。有些人踏进了薛在文章中设置的陷阱；有些人重复那些被他批驳得已然没有翻身可能的谬误；剩下的，没本事说什么，只能丢下一句话——要么“薛兆丰只是一个×××××罢了”，要么“薛兆丰的文章都是××，不看也罢”，要么“薛兆丰不懂中国实际，只会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那一套生搬硬套过来”。这些货色，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有人说当下全世界都在鼓吹市场，不需要更多，这倒是个并非全无价值的意见。不过，且不说美国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少得可怜，就是在中国，一有靠政策性照顾、行政垄断和操纵生产要素祸害市场的国企，二有减去微不足道的转移支付后依然庞大的典型凯恩斯主义财政，三有仇富并有要求过分福利苗头的民粹主义思潮，薛兆丰们的声音再放大100倍也还是单薄。对自由市场观念的传播实在没法乐观。

    按：这篇文章前几天写好打算安排等下一篇读书散记发了之后再登出来。没想到那么巧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和菜头先介绍了本文的主题！被动啊，只能也发出来，免得被人说成是跟风什么的。

    当我去年某天通过抓虾的发现功能订阅到郭凯经济笔记，我还不知道自己早就读过了他的文章，直到在整理杂志时发现《书城》杂志05年10月的那篇《论语版林氏发展理论》。后来又误以为《南风窗》上那个郭凯也是他。最终才发现他似乎只为《新快报》写稿。

    他的正式身份，按照当年《书城》上的说法，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目前依然是，好像已临近毕业。OK，我只是介绍而已，没有用学校和学位来标榜什么。不过这的确能让他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比如林毅夫被聘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消息，他提前十天就听到学术圈中人在风传。也难怪，美国经济界，有哈佛耶鲁这样的大学和高盛这样的公司，政界、学界、商界不分家的。

    把郭凯和薛兆丰，而不是国内另一位擅长在公共媒体上发言的经济学青年才俊赵晓联系起来，显然不是因为郭薛二人是方脸而赵晓是圆脸。（我承认这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原谅我吧。）赵晓，我不知道他对政府的实际影响力如何，但他的发言方式确实很像吴敬琏先生这样的体制内学者，不时出席各种政商会议，对政府的宏观政策时有建言。像很多经济学者一样，他在搜狐开了博客。也还是像那些学者一样，他的博客专供存放各种会议的发言稿或媒体文章、访谈，基本可以说只是个备份的地方。郭薛二人处于体制外，嗜写内容简单充实而又不缺乏幽默感的短文，且都有驳斥流行的经济学常识性谬误的偏好。相较于赵晓，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更侧重互联网而不是公共媒体。薛兆丰甚至有个华丽而不冷清的个人网站（可以跟周其仁先生的个人网站做个对比）。他们个人博客/网站上的内容远远多于他们在公共媒体上所发表的。不同点我暂时只能归纳出：薛兆丰经常得理不饶人，对那些明明缺乏实证经济学常识却靠左手道德感右手文学性混饭吃的时评作者给予毫不留情的抨击（当然我认为这些人活该，也欣赏郭的直率）；郭凯，可能是名气尚小，尚无论敌，言辞中的火药味要少很多。

    最近他发现自己已小有名气，颇觉不适，把博客名改成了人渣经济笔记。希望在我这个小地盘用他的真名推广他的博客，不会增加他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