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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的读书散记是真的要写一写《读书》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现在再写，已毫无时效性。我也不指望能比当时处于漩涡之中的讨论更深刻。处于考研攻坚阶段的我，抽出这样的一个下午来写这篇博文也是需要咬咬牙的。但汪晖在编辑手记里深情地写到的“一百三十五个月”，我也拥有其中的三分之一，没有办法不写点什么。
关于汪晖有没有将《读书》变成新左派的阵地，居然有很多争论。这显然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问题，不应有分歧。我个人的观点与查建英相反。至少从我电脑上《读书》二十年里的96-98年，二手的99年全年（缺第七期，其中某一期居然还有焦国标）和03年底以来基本每期必买的《读书》看来，不应得出“《读书》没有兼容并蓄”的结论。至于“左”“右”比重问题，纯粹是个伪问题。我尤其不同意严搏非说在国内“自由主义的声音几乎完全出不来”的情况下，《读书》还“由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掌管”这一说法。不说别的，南方报业几乎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左派在公共媒体中确实式微，只有在网上才能看到大规模的左派、毛派言论。但说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主流，甚至得到官方支持也是不对的。否则南方报业和中青报冰点遭受的几次迫害无法解释。我认为左派在媒体上不得势是他们自身的原因。不客气地说，如果民间的左派依然坚持对毛时代的怀念，继续脱离现实的话，只要中国不再掀起政治运动导致全民失去理智，他们的观点不会有太多市场。而学术界观点区别于自由主义的人士，可能也只有《读书》这么一个公共媒体平台。同时《读书》并没有完全拒绝自由主义者的文章。所以，比重的孰轻孰重不是一个问题。
《读书》早期的老先生们一个个地抱怨《读书》越来越不容易读。但杂志的深度、广度都有了拓展——当然，是在现实问题上。此前我写到过，如果没有偶然地结识《读书》，我会是当今中国大学数以百万计的行尸走肉之一。我是要感谢汪晖的。如果我不是先接触《读书》再注意到天涯论坛，我很可能也会卷入后者每天都有的无谓的，浅薄的争论里面去。汪晖一直在用各种选题（《读书》十年文选序中列举的有：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努力地提醒读者，不要做幼稚的自由主义者，思维上不要有惰性。李陀接受南都周刊的采访时就批评一些人“不作修改，没有创新，再凭借这些古典理论和思想，讨论世界问题，讨论中国问题，做好了，是刻舟求剑，做坏了，就是胡说八道。”我同意他的观点。学术界（不是民间！）的左派对中国思想界的贡献有目共睹，不管是不是所有人都承认。
但三联书店这次撤换编辑的举动实在是太猥琐了。我很有理由认为汪晖的最后一次编辑工作受了情绪影响。看看他选的两篇文章吧。王思睿《中国道路的连续与断裂及其他》，前面写得很NB，对毛时代的评价，数字才是王道。但后面就失之简单：“在眼前明明摆着成功经验和熟悉道路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提出革新目标和陌生路径”，“民主还是不民主，这是当今世界的大问题，关系到中国人的尊严和利益，关系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际站队”——远景目标大家谈的太多了，关于当下，这不是一种愿意争取共识的态度。黄纪苏《台上的“我们”，台下的我们》就更糟糕。明明是左派，装什么“超越左右”，寻找“中间道路”？他批评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指责已然“标准化”。可他自己的话语更是陈词滥调。“精英”“出卖国家利益（包括情报）”的说法，还有对“普世”的谩骂，十年前就有了。把“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跟“出卖国家利益（包括情报）”扯上关系，再把中下层群众，归到自己几个文人这边，打上“我们”的标签——这买卖真划算啊！他说他的反对者“恐怕只能跟‘我们’一起走”，我倒想问，中下层群众又凭什么跟着你走啊？左派的“代表”情结、道德自恋，至少在黄纪苏身上，好像还没有什么改变。这篇牢骚文，堪称近年来《读书》上质量最次的一篇文章，跟左不左没关系。
其他媒体对《读书》换帅风波的报道也看了一点。经济观察报的马国川对汪晖的采访堪称失败。我有理由相信这位记者不是《读书》的读者。把“民主”简单地冠以“普世价值”的头衔，这不是一个对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能说的话。汪晖后来对这么一位典型的幼稚自由主义者动怒可以理解。南方人物周刊连续两期都有所报道，其中一期是封面专题。学者们欲说还休，不愿发表评论，只能采访几位老先生和一些不太相关的人，但已经算不错的了。上述查建英和严搏非的话就来源于此。三联生活周刊当然不会有什么报道。
读汪晖最后一期编辑手记，看到他的抒情：“这会儿其实已经是黎明，但仍在明暗之间。”。99年第6期，他隐晦地写道：“这是一个有着很多纪念日的年头。我们刚刚度过了‘五四’八十周年的纪念日。历史何其相似。”那时，距他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那一天，十年。那时，他还不知道，他将再次被迫离开他坚守的地方。 -
《霍元甲》中的两句话 - [影像残迹]
2007-10-02
暑假在央视六套看的，我对动作片一向没什么兴趣，既然正吃着饭，电视里开始放了，也就索性看完。武打，对我等外行来说，当然好看。不过印象深刻的是两句台词。一是霍元甲中毒后临死前说的“仇恨只会生出更多的仇恨, 我不想看到仇恨,最重要的是强壮自己。”二是霍死后日本武士怒斥日本领事“你真给日本人丢脸!”可怜，倾尽全力思考中日历史的《东京审判》全片，竟然还不如一部娱乐片中两句话的深度。《东京审判》的态度，看似严肃冷静，实与愤青们无甚区别，并不高明。《霍元甲》当然无意于宏大历史，那两句话自然也不是历史真实。但编剧的深刻，就这样悄悄地埋了下来。 -
最后一次听Stone Roses明明是一个月前在家的时候，可今早起来从食堂到自习室再到回来睡午觉然后去洗澡回来，脑子里一直响着I wanna be adored。Ian Brown飞得满是叶子味的嗓音挥之不去。事实上我并不是他们的歌迷，而这首歌除了是专辑开篇曲之外，也没有太多可称道之处——毕竟，这不是Stone Roses最牛的歌。它更多地是一个有点儿挑衅意味的宣言。以上是扯淡。
在家还补了点课，音乐课。我指的是U2。The Doors、David Bowie这两课还不知道何年何月能补上。说回U2。如今世界上最大牌的乐队，却被中国的乐手彻底忽略。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通俗歌曲》上一个个的乐队，被问到最喜欢或受影响的乐队时，我们最常见的是Joy Division、Sonic Youth、Radiohead等等，再不济也得是Fugazi，就连烂大街的Nirvana都有人选。只要通曲不采访汪峰或者某些导演，我们不要指望上面能出现U2这两个字符。当然，能够享受到这一待遇的还有Beatles、Bob Dylon、John Lennon、Neil Young、The Rolling Stones……而U2是这串名单中年代最近，最活跃的一个。Bono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巨大名声，据我猜测，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中国那些买得起至少价值四位数的乐器，却总要装穷，还急着要作跟所谓“体制”过不去状的孩子们，当然要和一个财富数以亿计，在达沃斯跟商业巨头和大国官员一起坐在高高在上的主席台，满世界巡演的间隙与布什、盖茨、布莱尔握手的家伙划清界限。但这都跟音乐无关。我手上是一张MP3，没有Pop及其后的专辑，但有几张前期的现场。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不承认，人家就不NB了么？不要以为U2的实力都是Brian Eno堆出来的。早期玩三大件，U2的煽动力就没输给谁。现场专辑里动辄七八分钟的歌曲怎么能不让现场那些最主流的听众厌倦，反而听飞了呢？（想想同一首歌的观众会忍受这个长度，还没人跳舞的歌曲吗？）The Edge不开失真都能让人大呼过瘾。Bono也像Mick Jagger大爷一样爱折腾。没好好听过他们八十年代作品的，赶紧去听吧。盗版摊儿上到处都是，别说你找不着。
大二的时候有同学买了David Bowie的演唱会DVD，看了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那一段。昨晚才在广播里听到录音室版本，得以听到细节。不得不说，David Bowie的版本比Nirvana那个演唱会上唯一用了失真的版本好多了。当然，这对不插电的Nirvana有点不公平。两者的意境也有所不同。但David Bowie的编配，尤其是被Kurt Cobain用吉他取代了的合唱，更有末世感。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张悬上张里面《宝贝》而不是《无状态》的大规模流行再次证明了某些所谓文艺青年的听觉惰性。要不是看到了（当然不只是看）《无状态》的MV，我也就不会下载整张专辑听，还专门写上一篇博文了。这次出新专辑，风格确实如其预告有所改变。可惜还不能够吓跑那帮装B犯。这点失望算不了什么，慢慢听。 -
返校前夕，随母亲和一位已退休的爷爷，去医院看望一位今年早些时候刚办了九十岁大寿的老人。春节期间去他家探望时，他还精神矍铄，而此次看到的他，只能在病床上无助地喘气。同去的爷爷做市统计局长时曾与隶属财政系统的老人常有工作往来，私交笃厚，也已过古稀之年，生性爽朗，故能说出“三五天内死不了”这样的话。而第一次看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的我，只能呆呆地看着这个孱弱的身体，间或握住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三天后，老人病故。
我已被对死亡的恐惧困扰了好几个月，似乎我的余生也要被笼罩其中。当我看着他大口喘气的样子时，无法不去想象——其实早已自己想象过无数次——在明知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的此刻，他感受到了什么，在想些什么。我渴望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没有多少人敢于问出这样的问题，更没有几个人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
何况他已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然而在这位介于平凡和不平凡之间的老人面前我还有更多的问题。为何上了三个大学（其中包括辅仁大学和交通大学）？49年整个家族迁往台湾，为何独自留在了大陆？在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怎样的表现和遭遇？对那段历史有怎样的看法？作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加入了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为何蜗居在这个破败的小城，终老一生？后悔留在大陆这个是非之地吗？
春节时我们母子和他聊到了文革。他只是微笑着讲述被批斗之余一些让人笑中带泪的“有意思”的事情。但提到那一个个跳楼自杀的人时，那个时代的狰狞表情还是无法被掩盖。当时我已朦胧地觉得自己想要对他做一次关于个人历史的访谈。我只是个小市民的孩子，在上大学并广泛接触网络之前，无知而猥琐。而他是出身绅士家庭的贵公子，从来便有着儒雅的气质。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类似他这样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的人才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而这正是我所缺乏，所渴求，所嫉妒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我如今正艰难进行的自我教育。这让我对他有进一步的兴趣。不过他的耳背阻碍了进一步交流的可能。后来关于这个访问的想法越来越清晰。但我明白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没有读过新闻学的书，采访技术方面完全空白。所需的录音器材、大量的时间，还有我这该死的害羞的性格……终究一切只是一个想法。我以为他能像他在台湾的父母和姐姐一样真的长命到百岁，让我总有一天能完成这个异想天开的采访，得到那些答案。可是现在，那些答案，我的朋友，它们已不在风中飘扬。要得到它们，必须叩响天堂之门。
无才无德 不合时宜
